任弼時：“努力促成我黨的完全團結一致”

　　自覺維護並始終保証黨的團結統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責任和優良傳統。任弼時堅持以黨和人民的整體利益為重，以革命事業為重，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推動黨的團結統一，最終“使全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達到新的團結統一”，堪稱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典范。

　　推動毛澤東領導核心地位的確立和鞏固，助力全黨實現政治上的高度團結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迅速制定了集中力量向北進攻的戰略方針。張國燾卻自恃兵強馬壯，堅持南下川康，后公開進行反黨分裂活動，並企圖控制紅二、紅六軍團。1936年7月，紅二、紅六軍團到達甘孜，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在了解到張國燾的分裂行徑后，身為兩軍團領導人的任弼時以“努力促成我黨的完全團結一致”為責，一方面堅決抵制張國燾攻擊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錯誤言論，抵制分化和吞並紅二、紅六軍團的企圖﹔另一方面以誠懇的態度同紅四方面軍領導同志進行深談，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引導他們站穩正確立場。在整個斗爭過程中，任弼時展現了高超的斗爭藝術，斗而不破，最后張國燾處境孤立，終於同意北上，避免了兩支主力紅軍和黨組織的分裂。

　　1937年11月，以“國際路線”代表自居的王明從蘇聯回國后對黨中央在統一戰線方面的許多正確的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不尊重、不服從中央領導。此時，盡快廓清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認識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任弼時臨危受命，遠赴蘇聯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主席團遞交了一份長達一萬五千字的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並且還作了大量的補充和說明，使得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斗爭策略以及對毛澤東的正確領導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更充分的認識和理解，從而予以信任和支持。這為此后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糾正王明右傾錯誤和進一步鞏固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進一步增進了全黨在政治上的團結。

　　推動黨的指導思想的最終確立，助力全黨實現思想上的高度統一

　　延安時期，任弼時在實際的工作中發現一些不正常的現象，比如個別黨部或個人對中央不尊重、組織上鬧獨立性等。對此，任弼時認為不能簡單把這些現象歸結於不服從黨的組織、黨的決定，“而是深入到思想領域中去解決問題，去求得黨內思想上的一致”。他分析之所以出現這些現象主要還是宗派主義、主觀主義、軍閥主義等錯誤思想在作怪，對黨缺乏正確的認識，因此要在黨內普遍地進行教育，加強黨員的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為此，任弼時寫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后又針對同志們提出的問題，在中央黨校作了關於增強黨性的長篇報告，教育引導廣大黨員要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而對於主觀主義對黨對革命的危害，任弼時是深有體會的，他以自己曾經執行“左”的錯誤路線的經驗教訓為例，引導廣大黨員正確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整風運動期間，任弼時多次主動作了自我批評，認識到在中央蘇區時反對所謂“狹隘經驗論”是錯誤的，指明毛澤東是“決定方向的人”，強調毛澤東的著作“對於黨對中國人民確有極大的教育意義”。他號召全黨同志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黨的決定，並強調隻有加強學習，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才能改進工作，進而鞏固黨。

　　此外，為徹底清除“左”傾教條主義，受黨中央的委托，任弼時負責組織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協助毛澤東在總結歷史中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任弼時擬了《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反復進行修改。同時他還召開座談會收集意見，細致地向代表們和犯錯誤的干部做思想工作，並多次找王明談話。通過歷史決議的起草，促進了黨內的思想團結，推動黨員以史為鑒，積極糾正自身的思想錯誤。1945年4月，在任弼時等近5年的具體組織和籌備下，黨的七大勝利召開，任弼時在開幕典禮上鮮明指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標志著全黨在思想上的成熟和統一，至此全黨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推動黨中央機構改革，助力全黨實現行動上的高度一致

　　全面抗戰時期，針對一些根據地黨政軍民關系中不協調問題，任弼時強調要建立健全以黨為中心的一元化領導，各級黨委不應當僅僅是領導地方工作，而應當是該地區黨政軍民統一的領導機關。主力軍在該地區亦應當受當地最高黨委的政治領導。在中央發布各個抗日根據地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決定后，任弼時所負責的西北局進行了模范推行，使各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的步調一致、行動統一，保証了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執行，不僅增進黨的團結，還形成抗戰的合力。

　　任弼時非常重視從組織上加強中央對全黨工作的領導。1941年7月，任弼時主持“改革中央組織機構委員會”，討論中央各部委之組織編制和職能任務。8月，任弼時正式擔任中央秘書長，積極完善中央秘書處的具體工作條例，同時還創建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使中央書記處的領導職能得到充分發揮。為實現統一集中、增強領導效能，1943年3月，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中央機構調整與精簡方案的報告，提出中央書記處是政治局的辦事機構，服從於政治局，書記處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幾天后，經過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明確中共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書記處在政治局決定的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推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這次中央機構的調整和精簡，正式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地位，實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對全黨工作的領導，增強了領導效能，使全黨在行動上更加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