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聯系員”，二當“評論員”

　　毛澤東的一生，是登攀書山之路的一生，他不僅酷愛讀書，而且讀有所得、得而能用。對毛澤東來說，讀書是一種思想升華的必要方式，是一種生活常態，是一種歷史責任。

　　博覽群書

　　毛澤東一生博覽群書，究竟讀了多少書，讀過哪些書，無法作完備統計，但可從他的藏書、批注、著述和談話中，知其大概。毛澤東逝世后，在其住處留存的藏書達一萬余種，近十萬冊，許多書中都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畫。毛澤東的閱讀范圍雖廣博，但也不是漫無目的、沒有重點的，排在他閱讀重點的前三位，是馬列經典、哲學和中國文史。

　　關於讀馬列經典。毛澤東當時感到，全黨理論水平落后於實際，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內容很不相稱。因此，閱讀馬列著作是十分必要的。1938年，他提出黨內要“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1949年，他推薦12本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指出黨內“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讀9本馬列著作，並說學好馬列主義不容易，聯系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在馬列原著中，毛澤東尤其喜歡閱讀列寧的書，從中獲取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參考和運用的重要戰略，他指出，列寧的論著有一個特點：“說理透徹，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敵人斗爭也是如此。”在延安的時候，他講道，讀這些著作，看“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

　　關於讀哲學。毛澤東喜歡讀哲學的原因有四個。第一，他把哲學歸結為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是塑造人們靈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第三，哲學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總結實踐經驗、解決一切問題的“思想工具”。第四，毛澤東從青年時代就喜歡哲學，既是個人興趣，也是他進行理論工作的必要前提。毛澤東既讀馬列經典中的哲學書，也讀艾思奇、李達、普列漢諾夫、愛森堡這些中外學者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論述哲學問題的書﹔既讀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等西方哲學家的書，也讀中國古代老子、孔子、墨子等諸子的哲學論著，以及中國近代以來康有為、胡適、馮友蘭等人研究哲學和邏輯學的論著。

　　關於讀中國文史。毛澤東說：“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馬克思主義者是善於學習歷史的”。這些話就能反映出他熱愛讀歷史的緣由。毛澤東很注重史書所載的理政之道、軍事戰例、經濟政策、治亂規律等。除了古人的經典著作，他還閱讀了不少五四運動以來的學者們寫的中國通史、思想史、哲學史、文學史。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古代文學作品也很感興趣，他喜愛曹操以及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作，研讀《楚辭》，背誦《昭明文選》的一些散文，反復讀《紅樓夢》等古典小說，豐富了他的古典文學素養。

　　攻書到“底”

　　求知的欲望和理論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澤東的閱讀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來。他讀書，是發自內心地對知識、對真理追求的一種渴望。有這種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腦去真讀、真學、真思考，而非淺嘗輒止。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攻書到“底”。1938年3月，他在抗大的演講中解釋道：“我看這個‘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書當敵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讀。”攻讀的目的，是對知識精通探底。1939年5月，他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又提到：“學習一定要學到底，學習的最大敵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點，就以為滿足了。”

　　毛澤東的攻讀之法，具體表現為三方面。一是經典的書和重要的書反復讀。同一本書，反復讀，因每次閱讀背景不同、任務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發現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在延安時，他談到自己讀《共產黨宣言》的情況：“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隻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二是相同題材內容的書，毛澤東習慣把敘述不同甚至觀點相反的著述，對照起來讀。例如，毛澤東讀美國歷史，就讓人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去借，專門寫條子說，不光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再如，他讀《楚辭》，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種古今對《楚辭》有價值的注釋和研究書籍。三是讀書習慣於“手到”並注重討論。古人強調讀書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毛澤東在“眼到”“口到”的同時格外注重“手到”，即動手寫筆記、批注，由此體現“心到”。在此基礎上，他還有一個“耳到”，即組織讀書小組由人念，大家聽，再一起討論。例如，1959年底，他組織讀書小組到杭州等地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晚年毛澤東眼睛不好，就請人讀書給他聽，邊聽邊議。

　　把書讀“活”

　　毛澤東指出，精通書本理論的目的，“全在於應用”。所謂“應用”，就是通過閱讀來滿足個人或社會實踐的需要。這也就是把書讀“活”，即把書本知識轉化為認識，把認識轉化為智慧，把智慧轉化為能力，把能力轉化為實踐，進而在實踐中有所創造。讀書效果的好壞，關鍵在於讀法和用法，在於是不是擁有從書本到實踐進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怎樣才能算是把書讀“活”呢？毛澤東把方法概括為兩條：讀書的時候一當“聯系員”，二當“評論員”。這是他在1958年11月同陶魯笳等人談話中提出來的。

　　“聯系員”有兩層含義：一是把書中寫到的觀點主張、人物事件，同與這些觀點主張、人物事件有關的或對立的另一個側面聯系起來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澤東讀《史記·高祖本紀》，不僅關注劉邦的內容，還聯系書中有關劉邦的對立面項羽的描寫，來作比較，進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結論。二是聯系現實來理解和發揮。在讀蘇聯的《簡明哲學辭典》時，毛澤東抓住其“同一性”條目隻強調矛盾的對立、否定矛盾轉化這個形而上學的觀點，把它同斯大林時期蘇聯不善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做敵我矛盾轉化工作聯系起來理解，進而認為，這個條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所犯錯誤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謂“評論員”，就是對書中的內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評論，進行創造性的發揮和運用，而不是跟在書本后面亦步亦趨。毛澤東的讀書筆記和談話，常常體現出政治家的敏銳和見識。他讀《徐霞客游記》和酈道元的《水經注》，關注的是兩位作者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所發現的“科學作品”﹔讀蒲鬆齡的《聊齋志異》，也說蒲鬆齡“很注意調查研究”，否則他哪有那麼多稀奇古怪的故事。這樣的評論，借書論事，強調隻有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水平的東西。毛澤東讀《老子》，說其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一句，是告誡人們：分析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讀《不怕鬼的故事》，認為《宋定伯捉鬼》一篇對“新鬼大，舊鬼小”的描述，說明對具體事物要具體分析。這些評論，說明毛澤東很善於從書中讀出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方法論。

　　在讀書過程中當“聯系員”和“評論員”的方法，彰顯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這種把書讀“活”的本領，為黨內所推崇。1943年，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也表示，毛澤東讀的書不少，而且他讀得通，能使理論與實際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