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光明磊落的堅強黨性

　　朱德以“願與人民同患難，誓拼熱血固神州”為己任，始終視自己為一名普通黨員，嚴守黨規黨紀，永葆政治本色，用一生的不懈奮斗和實實在在的言行詮釋了什麼叫信仰、什麼叫忠誠。

　　不折不扣維護黨中央決定

　　長征途中，由於張國燾分裂中央的行徑，朱德自身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張國燾多次要朱德表明態度，反對中央北上，並隔絕和毛澤東的一切聯系。

　　朱德則正直磊落、旗幟鮮明地表示：“你這種做法我不贊成，我們不能反對中央，要接受中央領導。”他態度堅決地循循善誘並明確警示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的關系。”

　　經過朱德的耐心勸導，一方面軍同志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四方面軍的一些同志也被朱德平易近人的作風和以理服人的態度所打動，表示悔意。基於朱德在黨內和軍內的聲望，張國燾最后也不得不跟著一起北上。

　　三大紅軍主力會師后，朱德及時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匯報了他同張國燾斗爭的經過。毛澤東聽后感動不已，稱贊朱德“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1938年，八路軍第115師344旅轉戰太行山區，連戰皆捷。該旅旅長徐海東由於多年征戰屢受重傷，身體每況愈下，請求去延安治病和學習。此事得到八路軍總部的批准。對此，朱德認為，論資格和能力，可以由該旅23歲的團長田守堯代理旅長。旅政委黃克誠也完全贊同。於是，朱德同田守堯談話，告訴他代理旅長職務，等候八路軍總部任命。

　　可是，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和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卻認為田守堯在資歷和領導能力方面，指揮一個近萬人的主力旅，似乎還顯得不夠，他們決定將另派他人前來任職。對這一變動，田守堯思想上有些想不通。朱德便對黃克誠說：“開個黨委會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田守堯進行幫助。”會上，朱德說：“戲點到誰，誰就唱，沒點到你，就不能出台。共產黨員嘛！我們都要聽黨中央的，不能鬧情緒。”朱德的這番話充分彰顯了他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堅強黨性觀念。

　　朱德這樣及時以黨委會的形式開展黨的建設工作，使黨內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躍，統一了思想，提高了認識，有效地推動了各項工作的開展。1939年，田守堯經受了考驗，先后被任命為第344旅副旅長、八路軍第2縱隊新編第2旅旅長、第5縱隊第2支隊司令員，后參與創建了蘇北抗日根據地。

　　工作上向高標准看齊，生活上向低標准看齊

　　朱德曾多次對自己的子孫說：“我是無產者，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我沒有什麼遺產，隻有讀過的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你們可以拿去學習。”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從不亂花一分錢，他一向教育自己的子孫們“工作上要向高標准看齊，生活上要向低標准看齊”。

　　在艱難險阻的烽火歲月裡，朱德不管多麼忙於南征北戰，也不管手頭如何拮據，都會牢記交納黨費這樣的事情，並且及時足額向黨組織交上自己應繳的黨費。

　　1932年，孔石泉被選調到總參第一局作戰科任參謀，與朱德分在一個黨小組。一次，朱德單獨約見他。去了以后，朱德認真地從衣袋裡取出錢來，把它們作為黨費遞給孔石泉，隨即還要向他匯報最近的思想。孔石泉這才想起了自己黨小組長的身份，馬上畢恭畢敬地接過了朱德的那筆黨費……

　　朱德一大家子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人數多。家人多了花費自然就會多，即便如此，朱德還是一再主動要求降薪。他最開始領的是一級工資，有649.6元，到了1957年的一月份，他主動要求減薪，開始領579.5元的工資。兩年后，朱德再次要求降薪，又開始領460元的工資。到了1960年，正是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降到了404.8元，有了毛澤東的帶頭作用，黨和國家領導人紛紛主動降薪，朱德、周恩來等都將工資降到了404.8元，並一直領著這個數額的工資直到逝世。

　　朱德保持著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將節儉落實到了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朴實如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曾有人這樣評價過他：“時人未識將軍面，朴素渾如田家翁。”他總是堅持能不花就不花，能少用就少用。那個年代糧油都有定量，吃超了連買議價糧的地方都沒有。為了節省，他親自外出挖野菜“兼搭”著吃。就這樣，朱德從本來就不多的工資中一點一點地節省積攢，日積月累儲蓄了大約兩萬元存款。

　　他在去世前住院期間，不止一次地專門囑咐康克清：“我隻有這兩萬元存款，我死后把它交給組織，做我的黨費。”略作停頓之后，朱德又進一步講明了自己的家教觀，說：“子女應該接革命的班，繼承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而不是接金錢和物質的享受，讓他們接受錢財則會害了他們。”其實，在晚年平常的日子裡，朱德就曾多次告誡子孫輩們：“我是無產階級，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是屋裡那張毛主席像，可以留給你們﹔我讀過的書，你們可以拿去讀。”

　　朱德去世后，康克清開了一個家庭會，向兒孫們宣布了朱德的遺囑，並且語重心長地提醒子女和孫子輩說：“這些錢不會給你們分掉，如果你們想要過上好生活，就必須自己去奮斗。”

　　半年后，康克清給中央辦公廳的汪東興主任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匯報了對朱德的文件和遺物的整理，其中有以下幾點：

　　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囑咐，將他自發工資以來存放於中辦特別會計室的存款（20306.16元）全部上交組織，這就是朱德的最后一筆黨費。二、朱德生前所穿的一件比較珍貴的白虎皮大衣也上交。三、組織上為照顧朱德同志而為他特制的一張新床和一輛手推車，退還給組織。四、朱德同志生前乘坐的紅旗轎車，存放在六所，由組織進行處理。五、朱德同志生前所發的文件資料上交。

　　可見，朱德沒有為子孫留下什麼物質財產，唯有精神財富，正如他所說：“革命者的遺產不是金錢，而是革命精神。”

　　（摘編自《黨史博採》2022年第7期 李春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