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高度警惕官僚主義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周恩來一直以對工作認真細致、公私分明、艱苦朴素、廉潔奉公為人們所稱頌。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尚的精神品格，其根本是他對人民利益的極端負責。周恩來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總服務員”，反復強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正是因為如此，周恩來深刻認識到官僚主義是黨和人民事業的大敵，對官僚主義深惡痛絕，始終堅持與官僚主義行為作堅決斗爭。 

　　從“躍進號”沉沒事件看官僚主義的危害

　　1963年4月30日，一艘名為“躍進號”的貨輪，滿載著1.3萬噸玉米從山東青島港出發，前往日本門司港。然而讓人驚愕的是，剛出發1天，“躍進號”就在濟州島西南海域蘇岩礁附近沉沒。在當時西方國家對華實行嚴密經濟封鎖的嚴峻形勢下，作為新中國自主建成的第一艘萬噸級大型貨輪，“躍進號”原本將大大緩解我國單純依靠租用外輪的狀況，這使得其遇難沉沒格外引人注目。

　　事件發生后，周恩來親自處理此事。他於5月2日、3日、7日四次約談相關人員，並於5月12日冒著濃霧飛往上海組織現場調查。經過十多天的調查，最終確認貨輪系觸礁沉沒。就在貨輪沉沒事件發生前后，交通部門還連續發生多起事故，造成許多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這一系列事故暴露出從交通部到所屬單位各級領導思想麻痺、工作粗糙、無人負責等多個方面的嚴重問題。5月24日，周恩來在時任交通部部長王首道的報告上嚴厲批示道：“一句話，就是有領導地走群眾路線。首長帶頭，大家動手，同心協力，保証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風氣。”為此，周恩來在5月29日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作專題報告時，對著在座的200多位部長們，以“躍進號”貨輪沉沒事件為例講道：這是最深刻的一個教訓，歸因在於出現了致命的官僚主義。

　　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來反對官僚主義

　　對於官僚主義的根源、表現和危害性，周恩來也不是首次提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中，周恩來在反對官僚主義問題上的態度一貫而堅決。

　　1926年周恩來主政東江時，在政權建設中特別注重把群眾的意見和要求融入其中。他公開宣揚：“共產黨必須站在工農群眾方面，為解除他們的痛苦奮斗到底。”周恩來請各界代表對政府的施政方針“嚴密地加以批評”，使政權體現出充分的人民性。為糾正原來“徒恃一紙公文”的官僚主義作風，消除政府和群眾之間的隔閡，周恩來親自主持了東江各屬行政會議，“為人民實行參與革命政治”。

　　1928年11月，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周恩來提出要將官僚主義作為組織觀念上的錯誤之一進行嚴密檢查。1929年7月14日，在周恩來參與發出的《中共中央給鄂東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了鄂東北黨部在組織上存在的十二種不正確的傾向，第一種就是官僚化的形式主義，提出官僚主義“不有〔是〕無產階級政黨中所應有的現象”。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始終對官僚主義保持高度警惕。1949年12月，他在向參加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航務會議的人員的講話中指出：“隻有廣大人民在生產中發揮了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對以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深刻思考。1952年4月，周恩來明確提出“堅持民主集中制，反對官僚主義”的觀點，主張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民主和集中的辯証統一關系，反復強調“光有集中，沒有民主，就成為官僚主義了。我們應該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義”。

　　其后，周恩來在許多場合一再強調要反對官僚主義。1968年7月23日，周恩來在接見黎清毅率領的越南政府經濟代表團時提出“我們搞社會主義的大病之一，是脫離群眾，機構太多、太重疊，這就會產生官僚主義”。1973年9月10日，一架巴基斯坦飛機回國時因發動機著火請求空中放油並返回機場，塔台指揮員、機場值班領導、空軍幾級領導、總參等十幾層領導竟無人敢作主解決，結果致使飛機在空中帶險盤旋了33分鐘之久。周恩來知情后，於次日凌晨1點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有關人員召開緊急會議，在會上嚴厲批評了相關領導，痛斥“這是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

　　絕不能容許官僚主義再繼續發展下去

　　對於官僚主義病症的思想來源，周恩來分析指出，“官僚主義是剝削階級長期統治的遺產。中國長期是封建社會，一百年來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官僚主義更是有深遠的影響”。由此看來，官僚主義是封建統治留給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遺毒，是封建思想和封建作風的影響。

　　對於官僚主義的表現，周恩來將其細化分解為二十種，有：脫離領導、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式的官僚主義，無頭腦的、迷失方向的、事務主義的官僚主義，老爺式的官僚主義，不老實的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做官混飯吃的官僚主義，顢頇無能的官僚主義，糊涂無用的官僚主義，懶漢式的官僚主義，機關式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特殊化的官僚主義，擺官架子的官僚主義，自私自利的官僚主義，爭名奪利的官僚主義，鬧不團結的官僚主義，蛻化變質的官僚主義，走上非常危險道路的官僚主義。

　　周恩來明確指出“官僚主義是領導機關最容易犯的一種政治病症”，警示全黨“官僚主義在我們執政的黨內，在我們的國家機關內，的確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險的”，強調“官僚主義的態度和作風已經給我們的工作造成許多損失，如果聽其發展，不堅決加以克服，必將造成更大的危害”。為此，周恩來直言“絕不能容許官僚主義再繼續發展下去”，要求必須與官僚主義開展尖銳、激烈的斗爭。

　　反對官僚主義是為了密切聯系群眾

　　密切聯系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而官僚主義背離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在政治上最大的危害和最典型的表現就是脫離群眾。反對官僚主義從另一個方面講，就是要密切聯系群眾。

　　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就對軍隊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指出，革命軍隊“為人民所用之軍隊”，“軍隊之打仗是為人民而打的”。到了土地革命時期，1929年9月，經周恩來審定發出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專門論述了“紅軍與群眾”，強調“絕不要忽略群眾日常生活上許多未解決的問題。……應該細心去了解群眾日常生活的需要”。

　　南方局時期，為開拓國統區工作的新局面，周恩來就群眾工作提出了“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的嶄新觀點，這是對黨群關系認識的進一步深化。當時，正在重慶紅岩參加整風學習的周恩來在《我的修養要則》中寫道：“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並幫助他們。”1946年10月，周恩來在上海紀念魯迅逝世10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中這樣說道：“對人民，我們要如對孺子一樣地為他們做牛的。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

　　新中國成立后，由於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歷史方位、執政條件的轉變，黨群關系面臨著新的考驗。對此，周恩來在擔任國務院總理的26年間，一直心系人民，和廣大群眾同甘苦、共命運，用一言一行詮釋了他的群眾觀。

　　1961年，為調查因“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等多種因素造成的農業生產嚴重衰退和農民生活異常困難情況，中共中央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周恩來也多次強調開展調查研究的重要性。3月19日，他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指出：“要改正缺點錯誤，必須從深入下層，深入群眾，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入手。”他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告誡全黨：“脫離我們的基本階級群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目前的毛病，還是我們發號施令太多，走群眾路線太少。”后來，周恩來親自沉到一線，到河北省邯鄲市原武安縣伯延公社考察調研，聽干部群眾講真話。

　　1966年上半年，周恩來還對北方八省市自治區的領導干部提出：各級領導要深入群眾，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要“改變領導方法”，“今后領導要多和群眾相結合”，“要多到群眾中去取寶，從群眾中取經，要自下而上多於自上而下，從群眾中來多於到群眾中去”，倡導領導干部要接地氣、通下情，通過調查研究這一工作方法來發現和解決問題，拉近干群關系。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20年第5期 孫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