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電影團用鏡頭記錄抗戰故事

1942年延安電影團拍攝的紀錄片《南泥灣》畫面。

延安電影團成員們在清涼山的岩石上拍攝素材。

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國民黨當局借助在宣傳媒介的壟斷優勢，抹黑丑化我黨形象，阻撓國內外記者探訪根據地，對陝甘寧邊區的真實信息實施全面封鎖。在這種嚴酷的輿論環境下，黨中央決定創建自己的電影隊伍，通過電影這種影響較大的藝術形式和傳播載體，突破國民黨的文化封鎖，更真實有力地宣傳抗日。

1938年秋，隨著電影人袁牧之與吳印咸等人攜帶著電影器材抵達延安，我黨直接領導的第一個電影組織機構——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又稱延安電影團）正式成立，從此開啟對延安抗日根據地紅色歷史的影像記錄。

在創辦之初，延安電影團面臨極其艱苦的創作環境：全團僅有袁牧之、吳印咸、徐肖冰、李肅等6名核心成員，辦公地點是延安北門外鳳凰山北頭的幾孔土窯洞，設備僅有“兩動三呆”（兩台攝影機、三台照相機）。這絲毫沒有影響電影團成員們的創作熱情。在黨中央“用影像記錄真實中國”的指示下，電影團邁出黨的電影事業第一步，開始積極籌劃拍攝首部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

為獲取真實素材，電影團在延安拍攝大量鏡頭后，冒著危險穿越敵軍封鎖，進入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實地拍攝。面對敵軍轟炸，吳印咸不顧自身安危，用身體護住攝影機﹔在觀察戰場拍攝環境時，李肅被一槍打穿了帽子﹔為拍到真實的敵佔區畫面，徐肖冰在炮樓裡透過槍眼拍攝……深入敵后拍攝危險重重，但無法動搖電影團成員們的意志和信念。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完成一次又一次拍攝任務，記錄了許多將士英勇抗戰的瞬間。此外，在拍攝紀錄片過程中，電影團還記錄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工作的情景﹔陝甘寧邊區軍民戰斗、生產、生活的場景﹔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及延安的自然風貌﹔晉東南、晉西北和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民兵和兒童團的斗爭﹔白求恩在戰地醫院救死扶傷的工作場景……

歷時1年多，電影團終於完成《延安與八路軍》的前期拍攝。當時延安不具備電影制作條件，中央決定派袁牧之與音樂家冼星海前往蘇聯，完成《延安與八路軍》的后期制作。當底片全部洗出准備進行剪輯和配音時，蘇德戰爭爆發。撤退過程中，《延安與八路軍》底片不幸遺失。所幸當年沒有帶到蘇聯的部分素材，在后來電影工作者的努力下被修復洗印，得以與世人見面。

隨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敵軍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對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上，電影團也面臨更嚴峻的考驗。電影團成員們主動響應“精兵簡政”號召，開墾荒地種植小米土豆，開辦照相館為軍民服務，用廢舊膠片制成紀念章出售。面對膠片告罄、后期制作條件差的艱難局面，電影團充分發揮團隊智慧，成功完成多項拍攝和放映任務。沒有洗印設備，他們便用延河水進行沖洗，自己搭建起洗印膠片的暗室﹔沒有錄音條件，他們就借用手搖馬達、留聲機和擴音器在銀幕后面配樂解說﹔拍攝膠片短缺，他們大膽創新，將過期的正片作為底片使用，反復試驗、調整曝光，讓原本無用的過期膠片發揮出作用……憑借著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創新能力，他們獨立完成第一部完整紀錄片《南泥灣》。這部影片不僅記錄了八路軍第359旅挖窯洞、開荒地、修路筑橋、燒炭造紙，將“爛泥灣”變為“陝北好江南”的壯舉，還記錄了毛澤東同志揮毫寫下“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場景，成為激勵幾代人的經典畫面。

電影團在拍攝記錄革命歷史的同時，也重視青年力量的培養。面對專業人才匱乏的困境，電影團成員們根據自己多年積累的攝影實踐技術編寫了教材，還開設了攝影課程。1942年起，電影團先后開辦多期攝影訓練班，培養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攝影隊伍。這些在培訓班成長起來的學員們，前赴后繼奔向戰場前線，成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的核心人才。

在抗戰的烽火歲月中，電影團成員們將攝影器材當作戰斗武器，用鏡頭定格下無數震撼人心的瞬間。他們攝制出《陝甘寧邊區二屆參議會》《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等紀錄片，留存了《白求恩大夫》《延安各界紀念抗戰五周年》等影像資料，記錄了根據地軍民生產自救、民主選舉、軍事訓練等歷史場景，拍攝了數以萬計的反映陝甘寧邊區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方面活動的照片。這些影像作品從黃土高原的窯洞出發，跨越重重封鎖，到達國統區、淪陷區乃至海外進行放映，打破了外界對邊區的信息隔絕，在最廣泛的范圍內傳播了我黨的政策和主張，激勵了廣大軍民的抗日斗志，為抗戰勝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支撐。

1945年抗戰勝利后，電影團的主要成員調往東北解放區工作，電影團也隨之解散。80余年過去，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片頭仍沿用“工農兵”標識，延安電影團的基因仍在延續。實踐証明，藝術不僅是時代的鏡像，更是革命的獨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