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事業，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實踐探索的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長征。”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 120周年之際，回顧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鄧小平對開啟中國式現代化新長征的開創性貢獻，對於我們深刻認識和全面把握中國共產黨開辟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光輝歷史，對於全黨從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相統一的角度加深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認識，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鄧小平提出 “中國式的現代化 ”概念，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和目標
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奮斗的夢想。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辛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新中國成立后，黨逐步明確了現代化的目標內涵。1954年 6月，毛澤東在領導起草國家憲法時明確提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總目標和“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的總任務。同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指出：“我國的經濟原來是很落后的。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1956年 9月，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把“四個現代化”寫進總綱，指出：“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964年 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975年 1月，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現代化的內涵和目標要求，號召“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面對艱巨復雜的現代化建設任務，黨和人民在探索中走過一段艱難歷程，既取得巨大成就，也經歷嚴重曲折。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從對歷史的深刻總結和對現實的准確把握中，開始了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探索。這個探索首先體現在對現代化內涵和目標作出進一步明確，給予新的詮釋。
基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和汲取，鄧小平從中國基本國情以及與西方發達國家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具體實際出發，對此前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內涵和標准作了新的解釋。1979年 3月，鄧小平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會長馬爾科姆·麥克唐納時指出：“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他解釋說：“現在我們的技術水平還是你們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紀末能達到你們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達到這個水平，也還要做許多努力。由於缺乏經驗，實現四個現代化可能比想象的還要困難些。”隨后，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把“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表述為“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隻能達到發達國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新提法為調整我國現代化的內涵和標准贏得了主動和空間。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探索現代化建設道路出現嚴重曲折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對現代化的認知存在偏差，以致趕超發達國家的急躁冒進傾向在黨內長期存在，結果不僅沒有實現趕超戰略，而且反過來影響正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鄧小平形象地說，我們這是“開了大口”。在這一大背景下，鄧小平創造性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無疑是對過去設想的要在 20世紀末“走在世界前列”、趕上或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樣一個“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所作的重大調整和修改，代表著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新認識、新把握。
此后，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內涵作了進一步明確和闡發。在 1979年 3月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提出：“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和現代化建設“必須看到”和“必須考慮”的“兩個重要特點”。“由於底子太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科學技術力量很不足，科學技術水平從總體上看要比世界先進國家落后二三十年”。“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因此他認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比方說，現代化的生產隻需要較少的人就夠了，而我們人口這樣多，怎樣兩方面兼顧？不統籌兼顧，我們就會長期面對著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
1979年 7月，鄧小平在與山東省委、青島市委負責人談話時，提出了在 20世紀末要實現的“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標准。他說：“如果我們人均收入達到一千美元，就很不錯，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10月，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把“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中的“人均收入”，進一步修正為國際上通用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衡量標准，同時提醒人們，就是這個降低了的目標也需要艱苦努力才能完成。他說：“我們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能不能達到人均上千美元？”“現在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兩三倍不容易。我們還是要艱苦奮斗。就是降低原來的設想，完成低的目標，也得很好地抓緊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細，很具體，很有效。”
在 1979年這個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之后的第一個年度裡，鄧小平和黨中央對我國現代化的目標有了新的、清晰的認識。為了便於全黨全國人民更直觀地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的現代化”不同以往之處，從而從觀念上祛除急躁冒進的傾向，鄧小平選擇“小康”這個詞匯來描述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內涵。12月，在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會晤中，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隻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這是鄧小平首次使用“小康”概念來定義中國式的現代化。后來，鄧小平曾多次談到他在大平正芳的“啟發”下提出小康目標的來龍去脈。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個回答當然不准確，但也不�